論陳立對《年齡》“王魯”說的發揮
作者：郭曉東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原載于 《同濟年夜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, 2019年第30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玄月十五日癸未
耶穌2019年10月13日
[摘要]《年齡》王魯說是公羊學的焦點義旨之一，董仲舒與何休無不倡言之。但這一說法在漢以后一向為后儒所詬病。隨著清代公羊學復興，這一學說才從頭為學者所重，而此中以陳立最具代表性。陳立明確區分了“衰周之魯”與“《年齡》之魯”，認為孔子作《年齡》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從而托魯為王者乃“《年齡》之魯”，而非“衰周之魯”。同時，陳立在為何休《公羊解詁》作新疏時，不僅周全繼承了何休的“王魯”思惟，并且順著何休、徐彥的思緒，對《公羊》本文的“王魯”意蘊作了進一個步驟的闡釋與發揮，從而使得何休的“王魯”思惟被更為徹底地獲得了貫徹。
[關鍵詞]陳立，《年齡》，《公羊義疏》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王魯
[作者簡介]郭曉東，哲學博士，復旦年夜學哲學學院傳授，博士生導師（上海2包養網評價00433）
包養條件自漢代有《公羊》學以來，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及與之親密相關的“王魯”說就一向是《公羊》思惟體系中的主要一環。但是，魏晉以降，隨著《公羊》式微，“王魯”說也備受后儒詬病。一向到清代中葉《公羊》復興，一批《公羊》學家才從頭正視起“王魯”說，并予以諸多新的詮釋，此中以陳立（卓人，1809-1869）尤具代表性。陳立先后花了四十余年的時間，集其畢生之精神，作百余萬言之《公羊義疏》。該書博稽載籍，不僅廣蒐漢唐以來的《公羊》古義，並且有清一代說《公羊》者，如莊存與、孔廣森、劉逢祿、宋翔鳳、凌曙、包慎言等，無不擺佈采獲，整齊排比，融會而貫通之，堪稱清代中期以來《公羊》學的集年夜成著作。該書固守何休家法，而對何氏《公羊解詁》中的“王魯”說發明尤多。但是，學者對陳立之《公羊義疏》，或泛泛重其“完備”[1]，或許其長于考據訓詁[2]而譏其“欠亨義例”，[3]多未能留意到陳立對“王魯”說的發揮及其對《公羊》學的意義地點，是以許陳立者與譏陳立者，似乎皆未能得其要領。本文即試圖以陳氏對“王魯”說的發揮為切進點，來從頭審視陳立對清代《公羊》學史的意義。
一、《年齡》王魯說的提出與后儒的質疑
《年齡》王魯說是公羊學的焦點義旨之一。“王魯”一詞，最早見于董仲舒的《年齡繁露﹒三代改制質文》：“故《年齡》應天作新王之事，時正黑統。王魯，尚黑，絀夏，新周，故宋。”在董仲舒看來，孔子作《年齡》，以《年齡》當“新王”，[4]而《年齡》實為一本書，并不成能成為真正的王者，若何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實為費解之說，董仲舒也包養網ppt不過是約略地說，“今《年齡》緣魯以言王義”。（《年齡繁露﹒奉本》）直到東漢末，何休解詁《公羊》，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及與其相關的“王魯”說遂有了明確的內含，且成為何注《公羊》最為焦點的義理之一。
《年齡》莊公二十七年“杞伯來朝”，何休解曰：“不稱公者，《年齡》黜杞，新周而故宋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。[5]按公羊家通三統的說法，新王即位，尚須保存以前兩王朝之后，為之封土建國，讓他們仍然遵照前王朝之舊傳統與舊軌包養網比較制，并給予最高的爵位（公爵），與此新王朝同時而并存，此即所謂“存二王后”的說法。[6]是以，當周滅商之后，分別封夏、商二王之后為杞國和宋國。可是，一旦周掉往天命，而《年齡》成為新王，則相對于新王的二王后就不再是杞、宋，而成了宋與周，也就是說，杞國的國君是以加入二王后的序列，其爵位就不再是公爵，此即董仲舒所講的“絀夏”，亦即何休所講的“黜杞”。這樣，相對于《年齡》新王而言，二王后為宋與周，故何休在所謂“三科九旨”中又稱之為“新周、故宋、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。不過，相對董仲舒對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之說語焉不詳的解釋，何休則結合具體的《年齡》經傳文本，以“王魯”之說為之賦與了了了的內含。
《年齡》隱公元年，《公羊傳》：“元年者何，君之始年也。”何休注云：
不言公，言君之始年者，王者諸侯皆稱君，所以通其義于王者，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。包養dcard《年齡》托新王授命于魯，故因以錄即位，明王者當繼天奉元，養成萬物。[7]
按《左氏》學，皇帝諸侯皆可以改元立號，但《公羊》家認為只要王者才幹改元立號[8]，故何休認為，傳文用“君之始年”而不言“公之始年”，是因為“公”只指向諸侯，而“君”既可指皇帝，又可指諸侯，所以傳文的“君”字是“通其義于王者”。而之所以用這一個可“通其義于王者”的“君”字，是因為“《年齡》托新王授命于魯”。也就是說，《公羊》家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但作為書的《年齡》，要行王者之權，必須有所依托，所以有“《年齡》托新王授命于魯”的說法，此即“王魯”之意。
“《年齡》托新王授命于魯”，而魯隱公為《年齡》第一公，故何休又以認為，《年齡》托隱公為始授命王。隱公元年，“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”，《公羊傳》認為“儀父”是邾婁國國君的字，體現了對邾婁國國君的褒揚，而所以要褒揚者，是因為邾婁儀父在隱公即位以來率先與隱公結盟。何休注云：
《年齡》王魯，托隱公以為始授命王，因儀父先與隱公盟，可假以見褒賞之法，故云爾。[9]
按，邾婁儀父作為邾婁國國君，以常規書法，當書其爵稱邾婁子。何休認為，“儀父本在《年齡》前掉爵，在名例爾”，[10]即儀父在進《年齡》以前，因有罪而被奪台灣包養網爵，本應該書名。可是，因為他在新王授命之際，率先與新王結盟，遂不書“名”而書“字”，以示對他的褒揚。
隱公十一年，“滕侯、薛侯來朝。”滕本小國，子爵，而所以以年夜國之稱稱之為“滕侯”者，何休說，“稱侯者，《年齡》讬隱公以為始授命王，滕、薛先朝隱公，故褒之。”即滕侯、薛侯能率先朝《年齡》之始授命王，故褒而稱侯。不僅滕子自己被褒稱“滕侯”，就連其已故的父親也因之被褒稱“滕侯”，在何休看來，此亦體現《年齡》王魯之義。[11]
此“王魯”之說，在何休的《公羊解詁》中，還具體體現在諸多書法中。如隱公十一年，“滕侯、薛侯來朝。”《公羊傳》曰：“其言朝何？諸侯來曰朝，年夜夫來曰聘。”何注云：“傳言來者，解內外也。《年齡》王魯，王者無朝諸侯之義，故內適外言如，外適內言朝聘，所以別外包養心得尊內也。”[12]也就是說，魯被假托為王者，而王者無朝諸侯之義，所以凡外諸侯來魯國稱“朝”，魯國朝外諸侯稱“如”，以示王魯之義。又如桓公十年，“桓十年，齊侯、衛侯、鄭伯來戰于郎。”《公羊傳》曰：“此偏戰也。何故不言師敗績？內不言戰，言戰乃敗矣。”何注云：“《年齡》讬王於魯。戰者，敵文也。王者兵不與諸侯敵，戰乃其已敗之文，故不復言師敗績。”[13]在何休看來，“戰者，敵文也”，即“戰”字意味著交戰雙方位置相當，但《年齡》讬王於魯，于是魯作為王者，與外諸侯之位置不敵，是以傳文稱“內不言戰”。可是，一旦魯國與外諸侯交戰掉利，出于對內諱戰敗的考慮，《年齡》不書“我師敗績”，而用“戰”字表白魯國對外戰爭的掉利。諸這般類的例子，在何休的《解詁》中屢屢可見，紛歧而足。
但是，也恰是《年齡》“王魯”的說法，遭致后儒的不斷詬病，以為周皇帝具在，而以魯為王，則有犯上作亂之嫌。早在東漢賈逵就批評說：
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，周皇帝見在上而黜公侯，長短正名而言順也。這般，何故笑子路率爾？何故為忠信？何故為事上？何故誨人？何故為法？何故全身？這般若為通乎？[14]
西晉杜預在《年齡左傳集解序》中說：
所書之王，即平王也；所用之歷，即周正也；所稱之公，即魯隱也。何在其黜周而王魯乎？[15]
后世類似的說法極多，唐代陸淳引述其師啖助批評“王魯”說云：“悖禮誣圣，反經毀傳，訓人以逆，罪莫年夜焉。”[16]宋蘇軾云：“后之言《年齡》者，黜周王魯之學，與夫讖緯之書者，皆祖《公羊》。《公羊》無明文，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。愚以為，何休，《公羊》之罪人也。”[17]北宋晁說之批評說：“其最為害者有三：曰王魯，曰黜周，曰新周故宋。”[18]又如宋代葉夢得批評曰：“《公羊》之學，其妖妄迂怪，莫年夜于黜周王魯，以隱公托新王授命之論。……若周未滅而黜之，魯諸侯而推以為王，則啟全國亂臣賊子，乃自《年齡》始。孰謂其誣經敢至是乎！”[19]直至晚清，仍有蘇輿批評何休之說曰：“如董所云，則《年齡》托魯言王義，未嘗尊魯為王、黜周為公侯也。何氏直云‘王魯’，遂啟爭疑。”（《年齡繁露義證﹒奉本》）
是以，對傳統的《公羊》家來說，“王魯”說包養網推薦實是最為焦點的思惟，而對《公羊傳》及何休的批評，矛頭亦多指向“王魯”。是以，若何對待“王魯”說，特別是以其為“悖禮誣圣，反經毀傳”的批評，對于后世之《公羊》家來說，實為不成回避的最基礎問題之一。[20]
二、陳立包養網站對《年齡》王魯說的懂得
陳立長期包養作為清代《公羊》學的集年夜成者，其學又以固守何休家法為最年夜特點地點[21]，是以，對于何休的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與“王魯”思惟，亦予以極力維護，并多有所發揮。
宣公十六年，“成周宣謝災”，何休注曰：“新周，故分別有災，不與宋同也。孔子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上黜杞，下新周而故宋。”這是何休對《公羊》通三統說最明確與最經典的表述之一，而陳立《義疏》于此亦開宗明義指出，“注為全書發其例也”[22]。稱“注為全書發其例”，則顯見其以通三統說為《公羊》及何氏《解詁》的最焦點義旨，此可謂善讀何休者也。其又引劉逢祿《釋例》之文以證己說，且下一按語曰，“其言以《年齡》當新王之意至為明顯”[23]。則顯然批準劉氏對何休的解讀，且引為同調也。又言孔子“假魯以立國法，所謂《年齡》之魯也”，[24]又言“以魯當新王，故新周。新周者，新黜周，等王者后也”，從而明確地稱“合宋、周、《年齡》為三統”，[25]則對陳立而言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即假魯以立國法，即托魯當新王，是即“王魯”。
對于后世針對“王魯”說的種種批評，在陳立看來，這恰是“陋儒”不察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之義，遂“猥以王魯之說集矢于《公羊》”，其曰：
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不克不及見之空言，故托之于魯，所以見之行事也。所謂托新王授命于魯也。托王于魯，非以魯為王。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，不成無所藉，故托魯為王，以進退當世士年夜夫，正以載之空言，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《繁露·霸道》云：“諸侯來朝者得褒，邾婁儀父稱字，滕薛稱侯，荊稱人，介葛盧得名，內出言如，諸侯來曰朝，年夜夫來曰聘，霸道之意也。”是也。陋儒不察，猥以王魯之說集矢于《公羊》，此不知《年齡》者也。[26]
陳立又著有《年齡王魯說》一文，以進一個步驟詳細闡明“王魯”之義曰：
隱元年何君注曰：“《年齡》托新王授命于魯，故因以錄即位。”又云“方陳授命制正月故假以為國法。”然則王魯者，托王于魯，非以魯為王也。孔子當世衰道微之世，懼霸道之熄滅，作《年齡》以撥亂，上刺王公，下譏卿年夜夫，而逮士庶人，以匹夫行皇帝之權，不克不及無所寄。魯者，怙恃之國也。有所見、有所聞、有所傳聞，較百二十國寶書為信，故據以為本而以行賞罰、施黜陟，蓋徒托空言，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，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也。殷繼夏，周繼殷，《年齡》繼周，故以隱為授命王。《年齡》之隱公，則周之文王也。故儀父慕義則字之，㝛男與盟則卒之，滕、薛來朝則褒之。于所傳聞世，見治起于衰亂之中；于所聞世，見治升平；于所見世，著治承平，僅于譏二名，人性浹，霸道備，功至于獲麟。故麟于周為異，于《年齡》為瑞。《周南》之《麟趾》、《召南》之《騶虞》，猶斯道也。……然則君人者，能繼天奉元，養成萬物，行《年齡》之道，則可以撥亂，則可以歸正，則可以獲麟，故麟之瑞于魯，為《年齡》之魯言之，非為衰周之魯言之也。王魯故新周，新周故故宋、黜杞，所謂異義很是可怪之論，此也。所謂知我罪我，此也。若徒以《年齡》為魯史記之別名，則一記載占畢之徒了此矣，何至筆則筆，削則削，而游、夏之徒不克不及贊一詞哉？[27]
陳立于此將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與“王魯”說的關系說得尤其明白清楚。起首，在陳立看來，孔子以《年齡》當新王，但是《年齡》畢竟只是一本書，而孔子欲以《年齡》行皇帝之權，就不克不及空言而無所依托。而魯國作為孔子的怙恃之國，有所見、所聞、所傳聞之事，故孔子可以據以為本，因魯之舊史而加之以“王心”，即所謂“托王于魯”，從而陳立一方面反復強調，“王魯”者，“非以魯為王也”。但另一方面，陳立又指出，《年齡》既然托魯為王，故“《年齡》之魯”分歧于“衰周之魯”，即《年齡》所“托王”包養軟體的魯國，分歧于當時實存的作為列國之一的魯國。“《年齡》之魯”的提法，亦見于《義疏》卷四十九：
孔子曰：我欲徒托空言，不如著之實事。故假魯以立國法，所謂《年齡》之魯也。[28]
其又論魯隱公與魯桓公，分別“《年齡》之隱、桓”與“魯國之隱、桓”：
蓋隱、桓以下，為《年齡》之隱、桓，非魯國之隱、桓。圣人以徒托空言，不如見之行事，故假魯以張治標，非隱眞為授命王也。杜預、范寧不識七十子微言年夜義，以孔子之《年齡》牽泥于魯之《年齡》，以故動輒荊棘，則不單不知讀《年齡》，并不知讀《孟子》矣。[29]
“《年齡》之隱、桓”，即“《年齡》之魯”的隱公、桓公，亦即被托王的隱公與桓公；“魯國之隱、桓”，即“衰周之魯”的隱公與桓公，亦即作為諸侯之一的隱公與桓公。事實上，“衰周之魯”與“《年齡》之魯”的區分，在包慎言等人那里已微有見意，如陳立引包慎包養意思言《王魯說》云：“此十二君者，魯之君乎哉？《年齡》之君也。”[30]此已分別就“魯之君”與“《年齡》之君”視《年齡》之十二公。但相較而言，陳立之說顯得更為清楚透徹，對于懂得《包養情婦公羊》及何休的“王魯”之義極具幫助。蓋后人之所以疑于“王魯”說者，往往是將孔子所以“托王”的“《年齡》之魯”混淆于當時事實存在的作為列國之一的魯國，從而“猥以王魯之說集矢于《公羊》，此不知《年齡》者也”。如《左傳疏》引劉炫難何氏云：“新王授命，正朔必改，是魯得稱元，亦應改其正朔，仍用周正，何也？既托王于魯，則是不事文王，仍奉王正，何也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，而云托王改元，是妄說也。”陳當即批評說：“是由昧于托王于魯為借魯以明王之義，故以俗見強說也。”[31]按劉炫之意，魯既然為王，則不當用周正、奉時王，陳立稱其“昧于托王于魯為借魯以明王之義”，就是批評其于“《年齡》之魯”與“衰周之魯”不加分別。作為“《年齡》之魯”，是孔子借魯國舊史而加以“王心”的結果，亦便是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的具體體現，故陳立說：“殷繼夏，周繼殷，《年齡》繼周，故以隱為授命王。”以隱公為授命王，便是“《年齡》繼周”的具體表現。在這一意義上講，陳立極其深入地指出：“《年齡》之隱公，則周之文王也。”《公羊傳》稱“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”何休注曰：“以上系王于春，知謂文王也。文王，周始授命之王，天之所命，故上系天端。”[32]陳立以“周之文王”視“《年齡》之隱公”，則隱公亦“元年春王正月”之“王”，亦即“上系天端”之“王”，故“《年齡》之隱公”，實非“衰周之魯”的隱公，而是作為《年齡》之始授命王的隱公，此不成不察。反過來，若視魯為周之諸侯國，即從“衰周之魯”的角度看，則《年齡》與孔子未經刪削的魯史記就沒有實質性的區別。又哀公十四年，“西狩獲麟”，《公羊傳》以為“記異也”，但是麟又是一種承平之瑞獸，何休稱“麟於周為異，《年齡》記以為瑞，明年夜平以瑞應為效也”，在陳立看來，作為承平瑞應之麟，顯然是“為《年齡》之魯言之，非為衰周之魯言之也”。所以陳立又進而引劉逢祿的說法，“《年齡》者火也，魯與天王、諸侯，皆薪蒸之屬”，[33]又引包慎言的說法，稱“十二公皆筌蹄”，[34]都表達了這一意思。
三、陳立以“《年齡》王魯說”的立場來釋讀《公羊》
在《公羊義疏》中，陳立站在固守何休家法的立場，對何氏認為體現“《年齡》王魯說”的具體文本，作了進一個步驟的闡釋與發明。有些關于“王魯”的文本，何氏自己語焉未詳，而徐彥舊疏又未能很好地予以闡發，陳立則安身于何氏之說，對之進行深刻的引申與包養妹推衍，從而使得何休的“王魯”思惟被更為徹底地獲得了貫徹。
約略言之，陳立在《公羊義疏》中對“王魯”說的釋讀與發揮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：
起首，在疏文中轉述敷陳何氏“王魯”的解說。隱公元年，“秋，七月，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。”何氏注曰：“所傳聞之世，外小惡不書，書者來接內也。《年齡》王魯，以魯為全國化首，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，在可備責之域，故從內小惡舉也。”[35]陳立疏曰：
年齡托王于魯，假若隱公為授命王，故為全國化首。凡來接內者，皆如親被王化，宜漸漬禮義，如上之襃儀父。是年齡責備賢者，故雖小惡必書，為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。其非接內者，則在無足責之例，故小惡不示譏文也。[36]
按《公羊傳》，周皇帝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，實兼赗惠公與仲子，而仲子為惠公之妾，周皇帝不別尊卑，故《公羊傳》以之為“非禮”，從而何休視之為“小惡”。但是，按《公羊》三世之包養軟體說，外小惡不書，而所以書者，何休認為是因為“接內”，從而在“王魯”的意義上說，但凡來親近“新王”，從而“被王化漸漬禮義”者，都要褒而書之。陳立基礎上是轉述與敷陳何休之說，只不過說得更明白清楚了一些。在《公羊義疏》一書中，陳立對何休之繼承與發揮年夜率皆這般。
又隱公元年，“及宋人盟于宿”，傳曰：“孰及之？內之微者也。”何休注曰：“內者，謂魯也。”[37]陳立疏之曰：
此通解全書之例，成十五年傳：“《年齡》內其國而外諸夏”，故凡言內者皆魯也。[38]
按包養平台：何氏“內者，謂魯也”，實為《年齡》“王魯”之例。徐彥曰：“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《年齡》，非獨魯也。而言內者，讬王於魯，故言內，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。”[39]陳立亦引成公十五年傳“《年齡》內其國而外諸夏”，則陳立在此實以“王魯”解“內魯”也。陳立于此稱“此通解全書之例”，可謂善讀《公羊》者。所謂“此通解全書之例”，亦即認為全書以“王魯”為年夜例。
其次，何氏之注語義未詳，徐彥疏又未能發明“王魯”義，而陳氏作“王魯”解讀者。隱公三年包養意思，“尹氏卒”，何氏《解詁》曰：“時天王崩，魯隱往奔喪，尹氏主儐贊諸侯，與隱交代而卒，恩隆于王者，則加禮錄之，故為隱恩錄痛之。日者，恩錄之，明當有恩禮。”[40]徐疏曰：“言隱公恩隆于王者，則加禮錄其儐贊之人也。”[41]陳立不滿于此說，故疏之曰：
按尹氏儐贊隱公，即為恩隆于王者也。舊疏非。[42]
又曰：
上元年令郎益師卒，注：“故于所見之世，恩己與父之臣尤深，年夜夫卒，有罪無罪皆日錄之。”又云：“主所以卒年夜夫者，明君當隱痛之也。”蓋尹氏新與魯接，恩隆王者，即當恩錄之，故書日比內年夜夫，著王者當有恩禮，即賵、賻之屬，非所謂恩隆王者，則加禮加其儐贊之人也，蓋《年齡》托王于魯也。[43]
按徐氏舊疏之意，隱公“恩隆于王者”，其所謂“王者”，指的是周皇帝，即隱公恩隆于皇帝，遂及其儐贊之人，故“加禮錄其儐贊之人”。而陳立則以為，何氏所謂“王者”，并非指的是周皇帝，而是指魯隱公，蓋“《年齡》托王于魯”，尹氏儐贊隱公，便是尹氏“恩隆于王者”。是以，尹氏雖為外年夜夫在不書卒之例，但因其恩隆于隱公，故當書日書卒，以比之于內年夜夫例，以明王者當有恩禮。故陳立以為，何氏乃于“尹氏卒”發明《年齡》“王魯”之義，而舊疏則未有此意。
又次，何注與徐疏在《公羊注疏》中未作“王魯”義解讀者，而陳立本何、徐之意以“王魯”說發明之。
僖公七年，“夏，小邾婁子來朝。”何氏注曰：“至是所以進稱爵者，時附從霸者，朝皇帝，旁朝罷，行進，齊桓公白日子進之，固因其得禮，著其能以爵通。”[44]按何休的意思，小邾婁子能夠附從齊桓公朝皇帝，所以皇帝進之以爵。徐彥疏則對比隱公十一年“滕侯、薛侯來朝”，認為滕侯、薛侯以其來朝新王，故進而稱“侯”，而小邾婁子“不由朝新王”得進而稱侯，“正以僖公非授命之王故也”。即徐彥承認隱公是授命王，但不承認僖公是授命王。[45]但是，在陳立看來，“小邾婁因朝皇帝，齊桓白日子，進稱爵，然分歧書”。[46]而所以書者，“時旁朝魯，魯為授命王，因得禮書其爵，以示法也。”[47]按：據本條何休注與徐疏彥，均未發明“王魯”之義。而徐氏稱“正以僖公非授命之王故”，則顯然沒有能夠領會何休“王魯”說的精義。雖然在隱公篇何休相對更多說起隱公為始授命王，但從“王魯”的角度來說，既然《年齡》托王于魯，則《年齡》十二公，難道授命王也，所以陳立認為，所以書小邾婁子來朝，其實與滕、薛朝隱公的性質是一樣的，都是因朝授命王而得書。
又僖公二十七年，“冬，楚人、陳侯、蔡侯、鄭伯、許男圍宋。”《公羊傳》曰：“此楚子也，其稱人何？貶。曷為貶？為執宋公貶，故終僖之篇貶也。”何休注云：“古者諸侯包養價格ptt有難，王者若方伯戰爭之，后相犯，復故罪，楚前執宋公，僖公與共議釋之。今台灣包養網復圍犯宋，故貶，因以見義。終僖之篇貶者，言正人戰爭人，當終身保也。”[48]按：《年齡》經書“楚人”，而實為楚子髡，《公羊》認為，因楚子髡執宋襄公，故終僖公之篇貶之，但傳文實未明其義。何休從“正人戰爭人，當終身保”的角度解釋了終僖之篇貶楚子髡的來由，不過，何休的解釋似乎說得還不是很透徹，陳立則疏曰：“《年齡》托王于魯，僖公托王者方伯之職，戰爭諸侯，今復相包養平台犯，便是獲咎于僖，即為獲咎于國法，故云終僖之篇貶耳。”[49]也就是說，何休僅就僖公曾經調停宋楚之爭，而楚子髡之后從頭犯宋，是則破壞僖公正和楚宋之功，故稱獲咎于僖公，從而《年齡》終僖之篇貶之。而陳立則進而從“王魯”的角度，認為僖公既然是《年齡》所假托的王者，楚子髡獲咎于僖公，便是獲咎于“國法”，是以而終僖之篇貶之。此說可以說較何氏注更具有說服力，並且將何氏的“王魯”說貫徹得更為徹底。
又昭公二十五年，“宋公佐卒于曲棘”。《公羊傳》曰：“諸侯卒其封內不地，此何故地？憂內也。”何休注曰：“時宋公聞昭公見逐，欲憂納之，至曲棘而卒，故恩錄之。”[50]按：《年齡》外諸侯于其封內卒不書地，此書者，《公羊傳》以“憂內”解之。從前述“內魯”即“王魯”的年夜例看，此條顯然可從“王魯”的角度解之。但何休僅解宋公憂昭公之見逐，從而恩錄之，并沒有特別點出此中所具有的“王魯”義。陳立則進一個步驟對何休的“恩錄之”作了闡釋。其曰：“恩錄之，與成二年書曹令郎手同。彼注云：‘《年齡》托王于魯，因假以見國法，明諸侯有能從王者撻伐不義，克勝有功，當褒之。’此以諸侯能為王者憂，勤王而卒，亦宜恩錄之也。”[51]則陳立據何休成公二年注解此條，認為宋公所以“恩錄之”，非僅僅出于為昭公憂，而其實是為王者憂。可以說，若僅僅為昭公憂，昭公仍不過是“衰周之昭公”；若視作為王者憂，則昭公乃成其“《年齡》之昭公”。由此可見，陳立之解，實本于何氏之義，而何氏于此幾多掉察。
又次，何氏未作“王魯”解讀，徐彥疏以“王魯”解而義未能顯豁者，陳立則進而解析之。莊公元年，“夫人孫于齊”，何休注云：“言于齊者，盈諱文。”[52]陳立疏之曰：
舊疏云：“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《年齡》，非獨魯也。而言內者，托王于魯，故言內，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。然則內魯為王，王者無出走之義，故謂之孫。而僖二十四年，‘冬，天王出居于鄭’，言‘出’者，彼傳云：‘王者無外，此其言出何？不克不及乎母也。’注：‘不克不及事母，罪莫年夜于不孝，故絕之言出也。’”然則彼天王合絕，故書出，不皇帝之也。[53]
按：桓公夫人文姜通乎齊侯而致桓公被弒，故于莊公元年出走齊。經不書“奔”而書“孫”，何休認為是“盈諱文”，故何注于此實不曾論及“王魯”。但徐彥疏以“王魯”義說之，認為“王者無外”，故無出走之義。[54]僖二十四年“天王出居于鄭”，傳亦言“王者無外”，徐疏則引何注稱周皇帝不克不及事母故絕。但是徐疏于此未能聲名“王魯”義之“王者無外”與周皇帝之“王者無外”的區別，而陳立則婉言“不皇帝之”，意謂周皇帝有罪合絕，故云“不皇帝之”。但是文姜有罪亦當絕，出于“內魯”之意，以“王者無外”而諱言“孫”；天王有罪當絕，陳立則婉言“不皇帝之”。則陳立之“不皇帝之”四字，事實上進一個步驟從背面論說“王魯”之義，即《年齡》王魯，而周皇帝不當王也，從而徐疏之意是以而加倍顯豁。
四、小結
總而言之，陳立可以說是有清以來對“王魯”說闡釋得最為透徹者，其嚴格區分“《年齡短期包養》之魯”與“衰周之魯”，則對“王包養故事魯”的懂得，就決不是如賈逵所批評的那樣“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，周皇帝見在上而黜公侯”。事實上，按陳立的懂得，所謂“王魯”者，即孔子作《年齡》而據魯之故事以為本，而以行賞罰、施黜陟，亦即借魯史而加“王心”、立“王義”焉者。故對陳立而言，“王魯”說及與之相關的“以《年齡》當新王”說，可以稱得上是《公羊》的第一道理，是以其視“王魯”為《年齡》之年夜例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陳立對“王魯”說的發揮，甚至比何休自己表現得更為徹底，可謂是何氏之元勳。但是，陳立著《公羊義疏》，其另一主要特點是以漢學本領治《公羊》，乃至時賢多因陳立長于考據訓詁，遂認為“欠亨義例是其所短”。但是，就陳立視“王魯”為《年齡》之年夜例，就陳立對“王魯”的闡釋與發揮來講，陳氏可謂深得《公羊》之微言年夜義者，[55]以“欠亨義例”責陳立，不免難免苛責太過。
注釋：
[1]皮錫瑞稱“覽陳立《義疏》，以求年夜備”，見氏著：《經學通論·年齡通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4年），頁89。戴維贊其為“疏釋《公羊》最完備的著作”，見氏著：《年齡學史》（長沙：湖南教導出書社，2004年），第479頁。
[2]陳立從凌曙、劉文淇學，凌、劉二氏皆深于漢學，劉氏曾批評孔廣森、劉逢祿等人“詳義例而略典禮、訓詁”，凌氏則主張治《公羊》當“由聲音、訓詁而明乎軌制典章，以進求夫微言年夜義”。見氏著：《公羊禮疏序二》。受凌、劉二氏之影響，故陳立之治《公羊》，亦是“由聲音、訓詁而明乎軌制典章，以進求夫微言年夜義”。《清史列傳·儒林傳》稱陳立“淵雅典碩，不尚空言，大略考訂服制、典禮及聲音、訓詁為多。”見《清史列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第5655頁。
[3]如楊向奎師長教師說：“《公羊》之長不在典禮，訓詁如此，難用于義理。卓人用力勤，時間久而通訓詁，考據是其所長，奈無用武之地何！欠亨義例是其所短。”見氏著：《清儒學案新編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4年），第四卷，第115頁。此說影響極年夜，當代學者多以此為定論。參見趙伯雄：《年齡學史》（濟南：山東教導出書社，2004年），731頁；黃開國：《公羊學發展史》（北京：國民出書社，2013年），第567頁；陳其泰：《清代公羊學》（北京：東方出書社，1997年），第133－143頁。
[4]《年齡繁露﹒玉杯》：“孔子立新王之道”；又《年齡繁露﹒三代改制質文》：“《年齡》上絀夏，下存周，以《年齡》當新王。”
[5]徐彥：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14年），第320頁。
[6]何休《公羊解詁》隱公三年“春王仲春”注：“王者存二王之后，使統其正朔，服其服色，行其禮樂，所以尊先圣，通三統，師法之義，恭讓之禮，于是可得而觀之。”見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57頁。又隱公三年“宋公和卒”何注：“宋稱公者，殷后也。王者封二王后，處所百里，爵稱公，客待之而不臣也。”見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64頁。
[7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7頁。
[8]孔穎達曰：“皇帝之封諸侯也，割其泥土，分之臣平易近，使之專為已有，故諸侯于其封內各得改元。”見氏著：《左傳正義》（北京：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1999年），第39頁。徐彥則曰：“若《左氏》之義，不問皇帝諸侯，皆得稱元年。若《公羊》之義，唯皇帝乃得稱元年，諸侯不得稱元年。”見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包養條件第6頁。
[9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21頁。
[10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21頁。
[11]隱公七年，“滕侯卒”。此“滕侯”即隱十一年朝魯之“滕侯”的父親。何休說：“所以稱侯而卒者，《年齡》王魯，托隱公以為始授命王，滕子先朝隱公，《年齡》褒之以禮，嗣子得以其禮祭，故稱侯見其義。”見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94頁。
[12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108頁。
[13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169頁。
[14]賈逵：《左氏長義》，轉引自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3頁。
[15]《左傳正義》，第29頁。
[16]陸淳：《年齡集傳纂例》，支出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第146冊，第280頁。
[17]蘇軾：《年齡變周之文》，支出《蘇軾文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卷三，第76頁。
[18]晁說之：《迂景生集》，支出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第1118冊，第236頁。
[19]葉夢得：《年齡公羊傳讞》，支出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，第149冊，第649-650頁。
[20]有學者甚至認為，自魏晉以降，公羊學一蹶不振，頗有受王魯說之累。參見張厚齊：《年齡王魯說研討》，（臺北：花木蘭文明出書社，2010年），第5頁。
[21]梁啟超評論陳立的《公羊義疏》曰：“此書嚴守疏不破注之例，對于邵公只要引申、絕無背畔。”見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支出朱維錚編：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（復旦年夜學出書社，1985年），第322包養心得頁。
[22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四十九，第1884頁。
[23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四十九，第1884頁。
[24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四十九，第1884-1885頁。
[25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四十九，第1885頁。
[26]陳立：《公羊義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年），卷一，第15頁。
[27]陳立：《句溪雜著》（清同治刻陳汝恭續刻本），卷二，頁1-2。
[28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四十九，第1885頁。按：劉尚慈師長教師校點本認為“《年齡》之魯”的“之”字當據文義改“王”字，不過，在筆者看來，作“之”字義亦通，不用強改為“王”。
[29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四，第146頁。
[30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一，第17頁。
[31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一，第17頁。
[32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7頁。
[33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一，第16頁。
[34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一，第17頁。
[35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33頁。
[36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三，第114頁。
[37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34頁。
[38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三，第113頁。
[39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200頁。
[40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61頁。
[41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61頁。
[42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五，第67頁。
[43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五，第67頁。
[44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4包養違法01頁。
[45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402頁。
[46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三十，第1129頁。
[47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三十，第1130頁。
[48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475頁。
[49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三十五，第1305頁。
[50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1014頁。
[51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六十六，第2565頁。
[52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包養軟體，第200頁。
[53]《公羊義疏》，卷十七，第623頁。
[54]《年齡公羊傳注疏》，第200頁。
[55]梁啟超論陳立云：“其于公羊三世九旨諸說，邵公所謂‘很是異義可怪之論’者，闡發無余蘊，不獨非巽軒所夢見，即方耕、申受亦遜其精銳。”見氏著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，支出《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》，第322頁。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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